带刺的红玫瑰 ——摘自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古大存传略》

　　古大存(1897-1966)，广东省五华县人;早年就读于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二次东征;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成立，任军长兼代政委;抗日战争期间被任命为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后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他出席了在中共七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1947年调任东北局委员、组织部副部长。1948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长。1949年3月至1949年9月兼任东北交通专门学校（长春邮电学院前身）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广东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等职，主持省人民政府工作。

　　刚毅少年

　　古大存，乳名谷子尚，字永鑫。1897年4月24日，诞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梅林优行径村。1907年，古大存从初等小学毕业，由于兄嫂不肯支持，只好辍学回家做小工。两年后，在安流三江高等小学任教的六哥古大同不忍弟弟少年失学，就让他在三江高小继续上学。“古大存”这个名字就是这时候起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古大存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深入乡间，发动群众开展剪辫子运动，推动群众开展剪辫运动。他还与一些同学到鹅池塘、梅子坪等地进行社会调查，推动群众进行反封建的斗争。

　　矢志革命

　　高小毕业后的古大存，升学又成了问题。1914年，18岁的古大存到一间初级小学任教，与童养媳徐妙娇结婚。翌年春，考入广东省立梅州中学。

　　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界影响巨大。古大存开始知道有“俄国过激派”，对受压迫人民起来造旧制度的反，内心十分景仰。课余，他较多地接触了梅城的织布工和五华籍的韩江船工，更深地了解了社会的阶级状况。

　　1919年，梅州中学毕业生古大存，回到五华县安流三江高等小学当教员。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古大存虽处于穷乡僻壤的山区，但他也和其他爱国师生一道，“位卑未敢忘忧国”，积极参与游行、宣讲散发传单、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等活动。从中，古大存开始认识到民族觉醒的伟大力量。

　　1920年春，古大存考入广东公立政法专门学校。在读预科时，教员陈公博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还有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等，他们经常在校宣讲马克思主义，激起学生们浓厚的兴趣。古大存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劳动者》、《群报》等进步刊物，企求当一名社会主义者。为筹集学费，古大存读完预科又回五华安流三江中学任教一年。于1922年春，重返法政专门学校攻读法律本科。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古大存思想进步更快。4月，党组织派古大存到省城的“五华同乡会”活动，组织了“五华青年同志会”，主编出版了革命刊物《春雷》，还跟五华的中学教师、学生和农民取得联系,为五华革命运动的兴起积极创造条件。在实际斗争中，古大存逐渐锻炼成熟。1924年暑假，由黄国梁、宋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古大存在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他不愿做官，矢志献身消灭剥削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

　　农运先驱

　　1925年，中国正处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广东工农运动汹涌澎湃，向反动腐朽的封建、军阀势力进行猛烈冲击。2月，广东革命政府举师东征，讨伐盘踞粤东一带的军阀陈炯明。年轻的古大存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报名参加东征军，任张民达师战地政治宣传队负责人。进军路上，他们反复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动员人民起来打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帮助各地组织农会、工会、商会等；发动民众为东征军带路，运送武器、弹药、粮食。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党组织派古大存以广东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名义回到五华。他与魏宗元、宋青等配合，很快地在上山十约成立了90多个乡农会，并组建了农民自卫军，开展了“二五”减租以及对陈炯明残部华振中旅的武装斗争。10月，在第二次东征中，古大存继续发动农民组织侦察队、运输队、救护队等，积极配合东征军作战。在五华县的葵岭利唐径、大峰岗一带，东征军一举击溃陈炯明的主力。此后，古大存奉命留在五华领导农民运动，担任中共五华特支组织委员、县农民协会副会长兼军事部长，并负责整顿国民党五华县党部，成为我省最早的一批农民运动领导之一。1926年4月，春荒严重，五华的地主、奸商垄断米谷，大量运载粮食出境，阴谋用饥饿来压住农民革命。古大存紧紧依靠群众，讲究斗争的策略和艺术，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开展了禁止米谷出口的斗争，进一步推动了五华县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7年11月，彭湃领导的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兴梅各地相继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十、十二、十四等团队，古大存被任命为第七团团长。1928年2月，由于形势的逆转，五华人民遭到国民党黄旭初一师军队的血腥镇压，遇难革命者和群众近3000人。古大存的家乡先后3次被反动派放火焚烧，他有12位亲人惨遭杀害。但是，屠刀吓不倒英雄汉，只能使革命者斗志更坚。

　　八乡烽火

　　为了保存革命种子和力量，迎接更严酷的斗争，1928年5月，古大存带领在血火中幸存的60多名坚定分子，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五华、揭阳、丰顺3县交界的八乡山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在观音山、岽下、马屋山、滩下、黄奈一带，古大存化名张丙、陈德炎，一面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斗争，一面与五华、丰顺、兴宁、梅县、大埔5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成立“五县暴动委员会”。古大存被推选为“暴委会”书记。8月，“暴委会”在梅县畬坑暴动成功，给东江人民带来新的希望,革命队伍迅速壮大。不久，揭阳、潮安两县党组织也派人来九龙嶂，经过商议成立党的“七县联合委员会”，“联委”书记仍为古大存。1929年10月，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由闽入粤。古大存在丰顺县马图村，向朱德详细汇报了东江革命斗争的情况，共同研究了东江红军的建设；确定在巩固东江革命根据地后，东江红军向赣南挺进，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的发展方向，红四军离开东江时，朱德命令拨一连武装给东江特委，作为建立东江红军的骨干。嗣后，饶平、大埔与海陆丰、惠阳、紫金，以及兴宁等地的农民武装，分别改编为红军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团，并成立教导团。古大存任东江红军总指挥。在敌人的“围剿”下，东江革命武装力量更加发展、壮大。毛泽东、朱德、古大存等7人以“主席团”名义联名签署的东江革命委员会《关于公布执行土地政纲的布告》，进一步把东江的农民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有力地巩固和加强了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1930年5月1日，东江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八乡山滩下庄屋坪举行，到会人员除东江19个县的326名代表之外，广州、粤北、琼崖等地也派人参加。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东江苏维埃政府，选举古大存为苏维埃政府副委员长；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由古大存任军长。1931年6月，国民党军队上万人向八乡山进犯。古大存以少数兵力掩护主力和群众撤退，途中，其爱人徐妙娇不幸被捕牺牲。

　　不倒红旗

　　1933年，广东国民党反动派为配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再次集结重兵，企图一举铲除东江“红患”。由于古大存等人的正确意见受到排斥，王明“左”倾路线强行推行，日益发展的东江革命受到严重损失。东江苏区到1934年底，只剩下大南山一块立足地。这时古大存调任东江特委常委、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5年，是东江革命根据地最困难时期。敌人到处张贴“生擒古大存赏银两万元”、“击毙古大存赏银一万元”的布告，古大存嗤之以鼻。一次，当他路过一座大山时，看见青石上写有一首“劝降诗”，他便随手拣了块木炭在旁边“奉答”：“幼习兵戎未习诗，诸君何必强留题？！江南美味你先食，塞北寒风我自知。解带接缰牵战马，扯袍割袖补征旗。雄狮百万临城下，且看先生拱手时！”这首充满革命豪情的诗篇，直抒古大存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胸臆，表达了他革命的坚定性和崇高的乐观主义精神。

　　作为指导员，古大存一再勉励大家：“现在跟党组织失去联系是暂时的，只要党还在，我们就一定要联系上。”又说“革命好比炼钢炉，杂质跑掉了，剩下来的就是好钢材。只要大家团结战斗，革命一定能成功！”这支小小的队伍在古大存带领下，转移到大埔山区。此间，他们曾多次派人到闽西南找党，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也曾派人来联络，但均未接上头。古大存等不愿消极等待，他们化整为零、秘密串联，以烧炭、做陶瓷为掩护，帮助深山群众组织贫民团、陶瓷工会，并在斗争中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在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古大存等度过了两年多的艰苦岁月，先后建立了13个中共地下党支部，保存了一批革命火种，使粤东大地始终高矗着不倒的红旗。

　　北上找党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古大存与上级失去联系多年，无从知道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仍在大埔山区发动群众进行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1938年4月，古大存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日报》上，看到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廖承志在香港活动的消息，便化装到香港，几经周折找到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汇报了东江红军的再大埔山区坚持斗争的情况，由廖承志介绍他到武汉找中共中央长江局。于是，古大存化名叶怀华，在武汉法租界见到了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并明确了今后斗争的方向。博古委任古大存为广东省委统战部长，要他抓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延安岁月

　　1939年，党中央决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省委在韶关召开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选举古大存、区梦觉、朱荣、唐初、方华等为广东出席七大的代表。11月底，古大存与广东、香港、广西的代表从桂林出发，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汇合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等省市的七大代表44人，组成南方代表团，由古大存任团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

　　除夕之夜，古大存率领代表团摸黑渡过长江，到达定远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见到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他带领代表团历时一年，行程万里，经华南、华中、华东、华北，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冲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终于安全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前来迎接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高度赞扬古大存等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第二天傍晚，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若飞等中央领导人特地请代表团全体成员会餐，并进行了意味深长的谈话。

　　来到延安，古大存向党中央全面而详尽地汇报了广东革命斗争的情况。随后到中央组织部，被指定为高级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组组长。1942年2月，中央党校改组，毛泽东兼校长，彭真为副校长。古大存随高级学习组转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先是任一部学生党支部书记，后被任命为一部主任。一部学员500多人，均为七大代表，绝大部分是高干。古大存和大家一起学习整风文献，一起联系实际；他敢于批评不良倾向，更严于解剖自己，对自己一度执行过“左”倾路线以及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下产生简单复仇情绪等错误，他都主动作了深刻的检查。古大存坚强的原则性和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使同志们十分敬佩。毛泽东多次在公开场合和会议上称赞他是“带刺的玫瑰”、“一面斗争的旗帜”、“模范共产党员”。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举行。古大存出席了大会，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广东坚持武装斗争的经验与教训》的发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古大存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转战东北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从海陆空三路大举向东北进军，妄图抢占人民胜利的果实。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党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赴东北，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为解放全中国做准备。

　　11月12日，古大存率领第三批派往东北的干部从延安出发，于12月19日到达张家口。因通往东北的交通线被国民党军队抢占，前进受阻，中央电令奔赴东北的干部队伍在张家口待命。古大存和杨献珍协助晋察冀中央局办起了党校。一直到翌年6月，根据中央的指示，古大存带领干部队伍绕道内蒙古，继续向东北前进。他们在一个月中跋涉数千里，于7月中旬抵达目的地齐齐哈尔。古大存任中共西满分局常委兼秘书长。

　　1947年9月下旬，西满分局撤销。古大存调任东北局委员，组织部副部长。随着东北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干部调动频繁，思想问题也较多。古大存一再告诫组织部的通知：“组织就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干部依靠组织，组织上要关心干部，要多做思想工作，帮助干部排忧解难。”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热心关怀、接待干部，循循善诱做好说服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1948年11月，我军解放全东北。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沈阳成立。古大存调任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长。他任劳任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东北地区的交通邮电事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为支援全国解放发挥了重大作用。1949年3月，古大存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9月，东北行委会交通部完成其历史使命而结束，古大存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担任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华南代表组副组长，积极投入缔造新中国的运动。

　　广东建政

　　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使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诞生。10月4日，广州欢庆解放。为加强广东的建政工作，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古大存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这年的11月18日，古大存带领随行人员从沈阳出发，取道津浦、沪杭、浙赣线，于12月3日下午到达广州。

　　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毗邻港澳，靠近台湾。新生的广东人民政权，面临着一个错综复杂的环境。古大存全力协助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做好工作。由古大存主管的广东省人民政府，把接管、支前、渡荒、征粮、恢复生产、建立革命秩序等任务放在首位。

　　为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南海和沿海岛屿，在敌机频繁空袭、轰炸之中，古大存主持了省政府的各种会议，组建了各级支前系统，抢修了粤汉铁路，增辟了公路航运，征集了大批运输工具，源源不断地供应前方所必须的粮秣、物资，保证了我军渡海作战的胜利。

　　古大存身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华南分局常委，积极参加和领导了这场为巩固人民政权、建立革命正常秩序的清匪反霸斗争。经过8个多月的努力，消灭广东境内匪特12.4万多人。

　　义重情深

　　解放初期，古大存兼任广东省民政厅长，工作任务相当繁重—包括民主建政、救灾救济、拥军支前优抚转业、老区建设、收容改造、接管外国慈善机构等。古大存事必躬亲，组织各级干部兢兢业业，把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送到千百万群众的心坎上。

　　古大存在外出检查、视察时，总会被热情的群众重重包围。警卫员担心首长安全，往往要出来阻拦。古大存很不高兴，说：“你们不要把我和群众隔开。过去我们能在白色恐怖中生存，靠的是群众；今天我们有了政权，哪里还有害怕群众的道理？！”他每到一处，总要到群众家里嘘寒问暖。他说：“要发动群众，必先了解群众生活、思想情况以及他们的迫切要求。这样，我们提出的口号才能为群众所接受。”1953年3月他带着杨应彬等出发到粤西，召开了粤西区各县县长座谈会，收集了42个问题和意见，狠抓了各级干部作风的整顿，进一步改进了省政府的工作，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1954年7月，古大存任华南分局第一副书记；至1955年6月，改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在这以前，还长期担任广东省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主任。由他率领的慰问团、工作组，几年间踏遍粤东、海南、粤北等老革命根据地。在省人民政府的各种会议上，他多次强调：“要认真考虑老根据地”，“重点放在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各部门在拟定救济和各种建设计划时，应对老根据地予以照顾。”

　　鞠躬尽瘁

　　1956年9月，古大存出席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他长期忠心耿耿为党奋斗，满腔热情忘我工作，因而受到党和人民高度的信任和评价，继续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57年反右斗争刚刚结束，广东省委决定在党内开展“广东历史问题的大辩论”，进行了反“地方主义”的斗争。由于这场风暴是紧接着反右斗争后展开，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纵横交错、结合进行，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事在工作方法上也存在着简单粗暴的情况，从而使古大存等蒙受冤屈和错误处分。1958年8月，还被下放到增城县任县委书记。

　　在错误处分面前，古大存毫不悲观消极，依然无限忠诚于党的事业。他说：“省委虽然撤了我的职务，但我是中央候补委员，省委会议我还可以参加，对省委工作仍然可以提出意见。”在增城，他一直和群众同甘共苦。为维护党的事业，他照样讲真话、坚持原则、反对浮夸，表现出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和忠贞不渝的高贵品德。

　　1964年12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见到了多年不见的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他继续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因长期的艰苦斗争和意外的精神折磨，严重损害了古大存的身体健康。1966年10月30日，古大存病情突然恶化。当省委领导赶到医院时，他已半身不遂、无法说话，只勉强写出他最后的遗言：“感谢组织，感谢党和毛主席。”

　　1966年11月4日，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古大存，走完他生命的最后历程，终年69岁。

　　11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银河殡仪馆举行古大存同志追悼会，有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主持，省长陈郁致悼词，肯定了“古大存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指出“在党的领导下，40多年来，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1983年2月9日在古大存逝世17年之后，党中央批准了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决定对古大存撤销处分、恢复名誉，再度肯定了古大存等老党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对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